鄂温克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使鹿鄂温克人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因放养驯鹿而得名。17世纪中叶，使鹿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流域游猎迁徙至额尔古纳河流域，并逐渐定居于我国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密林之中。

　　驯鹿，又被称为“森林之舟”，是使鹿鄂温克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搭档”和主要收入来源。生长在大兴安岭西麓的驯鹿主要以原始森林中的一种苔藓为食，为了解决驯鹿的觅食问题，在每年冬春和夏秋交替的季节，使鹿鄂温克人都会沿着原始森林里某个苔藓丰富、群山环抱、河流广布的固定线路进行迁徙。如今，这条线路上分布着七八个猎民点，成为他们迁徙时的临时住所。

　　达瓦、郭芳夫妇的猎民点位于内蒙古根河市金河镇附近的原始森林腹地，2003年根河市实施生态移民后，他们是为数不多选择留在山里的家庭。夫妻俩饲养了近200头驯鹿，每年春季是鹿茸集中收获的季节，达瓦会选个好日子，开始为期10余天的割茸工作。公鹿每年能割两次，母鹿茸角长得慢，通常只割一次。

　　除了照顾鹿群，达瓦夫妇的日常生活就是刨冰取水，整棒箩子(劈柴)。5月初的大兴安岭腹地，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夜晚有时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达瓦依然需要去附近的河边破冰取水，用于日常的洗衣、做饭，从小在此长大的他对这一切早已习惯。

　　猎民在山中的居住地曾经多为自己搭建的“撮罗子”，条件艰苦，缺医少药、电力供应不稳定。近年来，政府统一为他们配备了帐篷或宿营车，不仅搬家方便，车里安装的太阳能板还可以为冰箱、电视供电。达瓦夫妇很少下山，他们的儿女都在根河市生活，时常进山为他们送菜和日用品。“下山时间长了总要惦记山上的驯鹿，惦记山上的家。”郭芳说。

　　达瓦夫妇在山林里的生活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如驯鹿有时会跑到很远处觅食，迷路或是被猎套困住的情况时有发生，需要跋山涉水把它们找回来。与此同时，近年来森林生态的恢复使熊、狼、猞猁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不断增多，面对猛兽的威胁，他们常常难以保护自己和驯鹿的安全。

　　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中的使鹿鄂温克人第一次与现代文明接轨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据根河市委书记王成石介绍，1958年，内蒙古额尔古纳旗奇乾成立了鄂温克民族乡，开办了小学、供销社、卫生院等。1965年，在广泛征求猎民意见后，政府在距离根河市满归镇17.5公里的敖鲁古雅河畔建设了30余栋“木刻楞”房屋，免费提供给猎民居住，并按照乡的建制成立了相关的服务保障单位。当时居住在定居点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猎民还是继续留在森林里狩猎和放养驯鹿。

　　上世纪末，由于长期的过量采伐导致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锐减，加之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施行，令使鹿鄂温克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狩猎生产活动难以持续。2003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生态移民搬迁至根河市西郊。随着居住地的一再内迁，这个曾经在大山上与驯鹿为伴、靠狩猎为生的民族，从较为原始的生产生活状态逐步融入现代社会。

　　为了让下山猎民生活安稳，政府出台一项项扶持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各方着力解决鄂温克猎民吃饭难、上学难、行路难、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推进产业开发扶贫。

　　现今，仍有少数像达瓦夫妇一样的使鹿鄂温克人选择留在山中生活，年轻一代则更多通过读书和就业走入城市。在走访拍摄这些“新生代”时我发现，尽管远离了驯鹿与山林，使鹿鄂温克人的文化血脉依然是他们自身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1981年生的舍禄卡是江苏苏州一家跨国企业的高管，他的另一份“工作”是与母亲玛尼一起收集整理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基本词汇；在北京做邮递员的赵一霖，在家中专门开辟了一个小空间，工作之余在这里教孩子做桦树皮手工艺品，将这门继承自母亲的手艺在下一代身上延续下去；在北京当卡车司机的索伟则希望在有一定经济基础后回到敖鲁古雅，回到山林，因为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有驯鹿的地方才是家。

　　今年46岁的敖娜正是作了这样的决定。从内蒙古电视大学毕业后，她先后从事过计算机录入员、外贸翻译等工作。2011年，在城市工作多年的她与丈夫带着长辈留下的10余头驯鹿重返山林，发展驯鹿养殖和体验式旅游。每年冬天大雪封山前，敖娜都会备足豆饼、苔藓等驯鹿的饲料，安顿好城市中子女的生活便进山，到次年6月再出山。敖娜说，森林里的世界虽然没有网络，没有现代化的电器，但比较简单，与驯鹿为伴的冬日让她不会孤独，这更接近她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王伟 来源：中国青年报）